新疆各油气田资源税实际征收率确定

个别保障（Bestandsgarantie）是一种消极保障（negative guarantee）。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修改 进入专题： 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司法变更权，运用情况却多少出乎意料。

由于《行政诉讼法》的限制，调解结案的适用范围非常有限，调解结案率通常不超过0.3％。审结一审民事案件6112695（其中判决结案1894607件），受理二审民事案件583856件，占全部一审案件的10%，占判决案件约30%。检索北大法宝的司法案例，在全部16139件一审行政裁判文书中，提到审判委员会的占4.2%，明显高于一审民事裁判（2.0%）和一审刑事裁判（2.2%）的相应比例。这不但远远高出对行政裁判的执行数量，甚至明显高于所有行政诉讼案件的数量（见图11）。此外，统计数据中也可能有一定水分。

一 一审案件的数量及其分布（一）一审行政案件数量的基本情况自从行政诉讼制度建立以来，行政案件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后者甚至高于法院当年在行政诉讼中判决被告败诉的比例（7.8%）。最后，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高度契合的同时，党章正文与宪法正文之间几乎没有共同点，这样的处理显然别具匠心。

[5]该条例第2条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1922年党的二大起，名称改为《中国共产党章程》，迄今有16次修改。我国也早有学者提出过为政党立法的观点{12}。党内规范体系大体上包括三级结构，一是以党章为核心的根本规则。

党政不分的最大问题就是在于将历史形成的领导权直接取代了执政权。我国宪法学界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

{32}现代国家用宪法规范政党已成为一种常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黑格尔早就提出建立于绝对国家主义基础上的人民主权理论[8]。(三)党章是党的根本章程，而宪法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大法历史地看，宪法是从欧美传入中国的。作为现代政党基本要素之一的党章，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在政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指导、教育、规范、整合等重要的作用。

我国《立法法》则进一步明确了我国法律体系的效力等级，宪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的最顶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人民主权成为国家合法、正当统治的根本准则。而人民主权理论则融入于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与原则，马克思主义人民主权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主权特征的理论本源。这里，笔者想特别指出十六大与十七大党章修改与人民主权理论紧密相关的亮点内容。

十六大党章修改涉及党的性质的变化，在工人阶级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那么，企业内部规则、村民公约等等均可视为广义的法。

而我国宪法自一开始，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记载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果，随着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宪法的内容也在相应地调整着。宪法序言共有13个自然段落。

甚至都有学者认为党章就其内容和发挥的政治作用而言，必须被理解为中国不成文宪法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有学者提出主权包含两种权能，即所有权与行使权{20}。因此，党的活动须立于宪法框架内，这是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依宪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中的应有之义。党章的正文内容在于规范党内的关系，包括党员、党的组织、党的纪律等问题，一切都用于调整党内行为，这是党章的本分。党内规范体系中，党章是根本性章程，是激励和规范全党行为的总章程{14}。党章自诞生起，就是党的一面旗帜，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并向全国人民表明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使命与任务。

如何处理党的最高规则与国家的最高法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7]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是82宪法制定后最早也是较具代表性的教材。

上文已就十二大党章总纲与现行宪法序言的内容作过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两者内容上高度契合。何况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也从未将党章视为宪法的一部分，相反，1982年十二大修改党章时，明确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人民主权理论是党章与宪法的政治契合，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是党章与宪法的文本契合。这样的提法虽有创意，而且作者也特意加注引号，以与真正的宪法、刑法等相区别，但事实上，这样的提法很容易陷入一些不必要的语义误区，最终创意不足，反而造成一些常识性概念间的混淆。

自此，党政分开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5处内容无一例外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最基本的执政理念。宪法是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社会关系的最高准则，这是宪法的本分。我国政界比较熟悉的是，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总章程，其源自毛泽东的判断{16}[6]。

任何政党，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才能确立与保证自己的执政地位。桑玉成教授曾提出依章治党，以来与依法治党相区别{13}。

但必须注意的是，宪法的修改与党章的修改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更不是机械式的反映着党章的修改。近代宪法诞生之初，政党并没有纳入宪法调整的对象范围。

而现实政治世界中的人民则被视为愚昧而轻率的大众，并不具备直接行使政治权力的素质和能力{19}。[3]党章为《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简称，本文中的党专指中国共产党。

这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现行宪法序言与党章总纲之间的契合是特意的选择，而非巧合。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最后自然段为党的领导。我国宪法制定经过特殊的程序，交由全国人民讨论。

{40}结语政治调控与法律治理是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两种调整机制。[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追悼张思德同志而召集的会议上作《为人民服务》为题的讲演。

(二)党章总纲与宪法序言——党章与宪法的文本契合1945年七大召开，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党在执政前的一个新党章。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治合法性是一个政党执政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来源经历了从以意识形态为主向以领袖魅力为主转变、又由以领袖魅力为主向以统治绩效为主转变的演变历程。

依赖文本与政治两种研究路径，理清党章与宪法各自的本分，寻找二者契合的内容以及实现契合的路径，从而对党章与宪法的关系作一个全面的梳理。法律可以促进法治，但本身并不能创造法治，遵从法律是权力合法性的底线。